「這很矛盾。」工藤新一問道，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？」
柳原月解釋道：「我不能完全確定。但我認為，應該是有兩名女性對兇手產生了影響。兇手仇恨第一名女性，以至於仇恨一類女性。可又有另一位女性在兇手的生命中十分重要，這使得他不忍心做出過分的舉動，或者，是他不敢做。」
工藤新一：「不敢？」
「舉個例子，比如兇手幼時一直被耳提面命要尊重女性，每當他違背的時候就會受到懲罰。等到兇手長大了，有自主能力之後，他的內心可能仍然充斥著童年時期的教誨，即便再憤怒失控，也會被刻在骨子裡的恐懼喚醒，無法做出『出格』的行為。」
見到他露出瞭然的表情，柳原月繼續說道：「這三名死者可以看做是某一種象徵，年齡從十九到二十七歲，都是適齡女性。職業雖然各有千秋，但從事的都是創造性的工作，哪怕是仍是學生的死者B，也是在藝術系就讀。她們與兇手私交甚密，還願意為之隱瞞關係，說明她們在這方面的觀念相對一致，至少在兇手看來她們是一類人。」
她抽出一張白紙，邊寫邊說道：「基於以上幾點，即便暫時不能找到最初的死者，但我們已經可以得到兇手的部分畫像。
「兇手是男性。死者被害時並非立刻死亡，因此兇手需要有一定的體能制服死者。另外，死者均與兇手有親密關係，在無資料顯示死者的同性取向之前，兇手是男性的可能性極大。
「從作案計劃的完整性與嚴謹性來看，兇手屬於『有組織力殺人犯』，社會地位不低，至少屬於中層人士，可以獲取年輕女性的信任，職業也應該和死者們從事的創造性工作有所相關。」
記錄下這幾點，她接著道：「兇手的童年不幸，大概率是單親家庭長大。鑑於他對女性有尊重的心理，沒有做出諸如強.奸之類的舉動，可以推斷撫養他長大的應該是他的母親，或者某位女性長輩。而父親的角色應該是缺席的，不會是死亡離世，更大可能是主觀離開了母子二人，這才導致了他童年的過大壓力。
「父親是拋棄者的可能性很大，這樣他的母親會在撫養他的時候經常提起『不要變成你父親那樣的人』『長大後要孝敬我』之類的話，不斷向他施壓。而如果父親是正常死亡，有生死作為依託，母子相依為命，兇手對母親的愛會更加畸形一些，映射在死者身上也會更加變態。」
這些理論放在這個世界是完全嶄新且陌生的，但工藤新一完全跟上了她的節奏，甚至在她說完之後立刻問道：「兇手對養育自己成人的母親抱有又敬又恨的感情，他的母親時刻約束著他，但這並不足以導致他在屍體上刻下簽名。還有更重要的角色，對嗎？」
柳原月簡直被他的理解能力與思維能力震驚了：「對，接下來需要分析的是兇手第一次殺害的對象。」
她維持住臉上的平靜，分析道：「我們需要明確的是，兇手並非出於『黑髮』『薄荷』『創造性工作』『親密關係』這幾點原因殺害第一位死者。而是因為第一位死者，才有了這幾點受害人特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