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切的起因，只是因为他本着“女人怎么可能这么强，她一定是作弊了”的惯性思想，无中生有地“猜测”了秦慕玉一句。
于是此时此刻，他便要用这条微不足道的贱命，去偿还自己的多嘴多舌，顺便给后世其他爱说闲话爱造谣的男人立个榜样。
按照他的官位、家世和功绩，原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史书上留下自己名字的。他何德何能，配和那些有赫赫之功的人相提并论？
然而自今日的“犬决”过后，这位本该籍籍无名的七品武官，终于完成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想过的“名留青史”的终极梦想——谁说被长长久久地钉死在耻辱柱上，不算是另一个角度的反向“流芳千古”呢？
这次处决的影响，不仅从述律平执政时期蔓延到下一任圣德文武仁孝皇帝尚未褪去，甚至在无数次王朝更迭后，哪怕北魏和茜香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，直到九五之尊的位置被彻底推翻，有这些贯穿了千百年的无数先例在，对格外严重的造谣者的处罚，也不再局限于“口头警告”、“拘留十五日”，“最高三年”，而是“情节严重者当视作故意杀人判决”。
现代社会的司法判决标准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来自千百年来的思想和文化的束缚，毕竟法也是人立的，如果立法的人有私心，造成的影响只会更加深远、更加恶劣。
就好比臭名昭著的“嫖宿幼女罪”，自被提出之时，就暗含了一个隐形观点，即“幼女可以进行性贩卖，买家明知故犯的话才有罪”。
轻轻巧巧一句话，一个冠冕堂皇写在律法里的罪名，就把那些被胁迫的、受教育程度太低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、被殴打到心智不全的小女孩，全都归到“可以卖”的范畴里了：
我不管你是不是被逼着这么干的，我也不管你的身心健康问题，我更不用知道你背后有多黑暗的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产业链。我只要知道有这个罪名在，你就是默认的、合理的商品。你不同意？没事，只要有人替你收钱，那我就不是强奸，最多按照嫖宿幼女结案了事。
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隐形观点在，四川某市国税局局长在嫖娼事发后，十分聪明地找到了律师为自己作证说“他并不清楚这是幼女”；而在“不知者无罪”的隐形规则下，他的嫖娼行为最后果然未被处罚，更未按照强奸罪判决，仅仅行政拘留十五天，罚款五千元，领导干部违章违纪的严重过失，就轻轻巧巧揭过去了，真是又有面子又有里子。
不得不说，“嫖宿幼女罪”这个罪名的提出，就是司法界的一大狗屁不通的奇观：
强奸罪，重判；嫖娼，可重判；嫖宿幼女，哦，那就是幼女能卖，合理合理，买家只是不知道而已嘛，从轻，必须从轻。
自“嫖宿幼女”的罪名被提出起，无数人便在为废除这条狗屁不通的法律而奔走呼喊，最终在中华女子学院的孙教授多次大力主张、妇女儿童工作相关人员的实地调查研究、以郭律师为首的无数公益律师的努力、社会各界在征集修改意见时锲而不舍提出废止意见的多方抗争下，成功废止。
那么追根寻底探究一下，这条千夫所指的法律，为何会合理存在数十年？
因为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的观点将其合理化，有2009年贵州案、2011年陕西案的“现实需求”、“不知者无罪” 给出前例，有“人不风流枉少年”、“男人不坏女人不爱”、“谁家猫儿不偷腥”的文化糟粕垫底，更有千百年来从没人因为睡了雏妓就被判死刑、甚至还会将其视作文人雅士的风流韵事的先例在——
于是这条荒诞不经的、能让罪犯们从轻判决逃脱法网的罪名，便在受益者们的默许下，顺理成章地制定下来了。
历史和文化会影响法律，而这种影响有负面，自然也有好的一面。就好比只有切实经受过鸦片荼毒的国家，禁毒的力度才会格外大；就好比在科举取士了千年的土地上，对重大考试中舞弊的处决从砍头流放到判刑入狱，这么多年来就没松过。
那么，如果有这么个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长舌夫的先例在，谁能说这种影响不深远，谁能说这种影响不好？
——就这样，冥冥中永不停止的命运的齿轮，在这位在历史上本该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瞬，缓慢而不容置疑地，向某个全新的世界、全新的方向，又推动了一格。
与此同时，在这座十多万平方米的皇城内，有人死无全尸，有人加官进爵，也算是字面意义上的“福祸相依”了。
在鲜红的血从动脉中喷涌而出，漫过某坨已毫无生机的烂肉的那一刹那，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内，对今科状元们的安排也尘埃落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