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这件事，若是运作不好，会让朝廷生出钱财这一大命脉掌握在商贾手中的隐忧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谁都知道好处颇多，但要想否定，只需要一个危害自己切身利益的理由。
为此，他与几位巨贾通过官员向朝廷提出稳妥可行的建议：限制商贾开设银号，每个商贾名下的银号不得超出两个字号；
在各地设有分号的银号，需得每年向朝廷呈报账目；
几大商贾合力帮朝廷在各省开设用于国库银两流通的银号，如此，每年各省上缴的税银，只需派锦衣卫或当地精兵良将银票送达京城即可——这种银号开出的银票，不在户部大员手中、没有皇帝最终的朱批印章、没有禁卫军前去银号取银两的话，落到任何人手里，都是一张废纸。
国库的银两，还牢牢掌握在朝廷手里。由此，商贾便不需要担上莫须有的罪名。
银号的事情，归根结底，商贾只是于人于己方便，最终目的只是方便四方货物流通，那些出借银两赚利钱、向别家借银钱的事，对于已经富甲一方的商贾而言，都在其次。
这件说起来利国利民、谁不答应就是犯傻的事情，他与几位巨贾整整斡旋很久才如愿。
没办法，想让一些官员相信这世间有仁义的商贾，不亚于让他相信白日撞鬼，固有的坏印象、轻蔑、鄙视让他们在听到这章程之后陷入反反复复的猜忌，不遗余力地与赞成的官员唱对台戏——这种人是大多数，饶是天子圣明，文武两奇才都立场鲜明地予以支持，也做不到干脆利落地批准，来来回回地口头辩解、打笔墨官司。
毕竟，这件长远的大事，也触犯了不少人的利益：多少官员或家眷都把银两放到一些银楼，打着吃利息或入干股的名义，得到银楼给予的颇为丰厚的回报。
这种好处，银号给不了——通过朝廷施行的这一举措，凡事到了银号，都有明确的价钱，比起银楼巧作名目借用官员名头给的好处，甚为微薄。
皇帝、首辅程询、五军大都督唐修衡与那些跳着脚反对的官员足足磨叽了两年，一步一步的说服，又惩戒了几个明里道貌岸然、暗中通过银楼放印子钱的官员，事情才在明面上得到了一致的认可。
而沈笑山与几位巨贾，足足等了两年之后，殚精竭虑地协助朝廷把方方面面的事情落到实处，一面让同行与百姓认可，一面让朝廷看到他们的初衷是通天下货，并无见不得人的私心。
几个人携手同心，又有天子与文武两奇才的认可协助，事情自然就进展得颇为顺利，不过一年多的光景，便有了银号开遍两京十三省的可喜情形。
开路人的苦，谁没经受过，谁就不知道彼时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少辛劳，承受的风险又有多大，切实感受到的，只有他们把路趟平之后的益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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